有着悠久、深厚的宗法传统与专制政治传统的中国，“家”与“国”两个层面都呈现出强势和显性状态，介于二者之间的“民间社会”却长期未能获得健全发展，偶成声势的也只是“秘密社会”。缺乏一个有着独立文化品格的“市民社会”，正是传统中国难以自动走出中世纪的原因所在。直至19世纪末叶以降，在新的世界条件下，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勃兴，以及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这种“市民社会”的雏形方艰难地在中国得以生长发育，其间，新兴的商会又是构成“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考察近代中国商会的成长史，是真切认识中国近代转型进程的关键之一。朱英君近10年来敏锐而执著地用心于此，确乎是一个富于睿智的抉择。
笔者略知，朱英君与其师友从苏州商会等个案研究入手，在详尽占有商会档案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不断拓宽与加深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49万字）一书，则是朱英君从商会个案研究向商会综合研究推进的实绩。
10余年来，有关近代中国商会的课题日渐受到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但拓展此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仅有赖资料的开掘，还需要理论与方法的指引。朱君不惟在钩沉史料方面用力殷切，而且运用“社会与国家”这一理论架构，对近代中国商会的产生、发展特征及一系列自治活动展开论析，对以往商会研究中的某些不确之论给予了修正，多角度、多层次考察近代商会，使其历史成因和文化品格在娓娓论述中得以彰显，也使商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通过商会的具体考辨，将思索的领域深入到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这一重要课题。书中的论述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新型互动关系，对昔日研究一味侧重国家而忽略社会的偏颇有所救正，并在方法上弥补了以往注重经验分析而忽视实证研究的缺陷。本书的又一可贵之处在于，矫正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过程中忽略商会的偏颇，并对西方学者流行的某些观点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应。
本书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分工，探索国家与社会如何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而这正是传统中国较为欠缺资源的处所。本书从近代中国积累的实际经验出发作出的理性思考，也可为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借鉴，因而其现实意义正与其学术价值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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